反之：债务国由于其黄金储备减少，随之其货币贬值，其产品则具有了价格优势，于是出口增加，黄金回流，货币也因而稳定。

做自己的项目，让他们自卑去吧。现在，一些地方及有关部门，有借助救经济搞大跃进的倾向，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不少决策严重脱离现实，如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民众收入增长跟不上物价涨速，更跟不上学费、医疗等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导致的暴涨。中国5860亿美元的计划完全是另一回事。老外听见四万亿就如此尖声惊叫，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把导致内需不振的三个因素，逐渐给消除掉，就解决了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致命的问题。

只有对项目进行充分论证，才能避免投资失误。因为，政府投资扩大将使得效率更高的社会投资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民间投资者亏损的几率加大，更不愿意投资，同时，也使得那些亟需资金的企业由于资源向政府项目的倾斜而陷入更深的困境。此外，农村社会事业的飞速发展也为农民带来了实惠。

第二，中国农业生产能力有了明显提高。第二，农业天然面临的就是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目前我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还不健全，政府扶持下的农村合作组织才刚刚起步，抵御风险能力仍然很弱。第三步是在这个基础上，推出旨在理顺政府和农民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农村税费改革，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陈锡文开门见山地指出

到了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数学被引进，边际分析盛行，变量与方程式相等的均衡理论普及，问「为什么」一时间成了主流。芝大之会一致好评，但因为参与者一半是西方人士，不知中国，交流有点沙石。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若有所悟，给他信，说：「你提到要试把有趣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不是毫无希望的。不容易想出对教育更相宜的贡献了。一些助理教授问：「你们这些老头子算什么？有多少文章在名学报发表过？懂数学吗？凭什么资格决定我的前途？」事实上，除了三几家名校，大学中也真的有不少没有跟进学问的老头子，发表文章的数量远不及数学与统计皆可应付的后起之秀。我极少参加会议，不知「成功」如何衡量。

那是要在国内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点止登天咁简单？挂人家的牌出版不难，但不可以接受。可悲的是再没有重视趣味与真实世界了。其二是为了方程式或几何的整齐好看，经济学者逼着把局限条件简化，其中最大的错失是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自由自在，想到过瘾有趣的，调查、思考到忍不住时才写出来，潇洒得很，虽然每件作品都经过一段艰苦历程。

越战后不久形势开始转变。很可惜，因为数学的引进，经济学者问的多，答得少。

筹办这次会议的朋友征文，由他们选出六篇赠予奖金作鼓励。困难只一个，简直无从过关。

当时助理教授升级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评、话事的。其它大学，包括我在西雅图任职的华大，也有类似的困难。要知道世事从来不易，在不多发表必遭淘汰的情况下，再没有谁像我当年，可以奢侈地调查思考十三年才动笔写《公司的合约本质》，或奢侈得像我今天那样，跟进中国二十九年才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如果每篇值得发表的纯作解释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币五千，在国内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为《经济解释》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总稿酬二十万，售价但求与印制成本打平，找义务编辑、选文的用不着老人家，几年后有机会把经济解释的兴趣普及神州。季刊售价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学问之道，纸张用不着高档次的，学子订购应该无数。真实世界的局限与理论假设的局限不同，理论的解释力不管用。

网上的搜索说，『高斯定律』及两个其它译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过十万次，远比英文世界为多，而我只几年前发表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被提及八十八万次。我不是个信奉言论绝对「自由」的人，问题是界线要在哪里划分。

往事如烟，这次研讨，参与的年轻人不少熟读该书（若干年前出版了中译本，有学子说读英文版），使我有无限感慨。为了饭碗，没有谁会那样傻，花一两年时间去考查一个题材才动笔。

我要说的是七十年代后期起，经济学者的兴趣一般是与真实世界脱离了。出道于越战之前，我用不着担心薪酬要与文章数量及学报品牌挂钩。

果然，收到的四十多篇文稿全是解释之作，好坏不论，这类作品在地球上近于失踪有三十年了。约一百人，其中不少说，那是他们参与过的最成功的会议，甚至有说比七月高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还要好。这与胡锦涛先生的主张是有出入的。这是我当年对经济学着了迷的原因。

我自己的作品也永远问为什么，不管其它。问题是替学报作评审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没有时间评审），而那些所谓名学报，动不动要「审」几年才可以过关。

假设的局限要看得到、摸得着，要真有其事，而推断会发生的现象也同样要看得到、摸得着。三十年前我说过，如果在实验室作化学试验，你不可以用不清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

撒网政策的行为于是普及。篇幅所限，我不能在这里再评论因为世界复杂，理论一定要简化，或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发展学说的一无是处，或宏观分析一落笔就打三更，或机会主义之类的博弈分析只是说故事，无从验证。

不一定同意他家的解释，但好些过瘾可读，有启发力，不同意更加紧张刺激了。其一是学者们专注于理论或技术上的发展，漠视了真实世界的现象。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学谋生计的不可能写得出《国富论》那种伟大作品。不知世事，问为什么不是有点胡里胡涂了？理论多多，但一般与真实世界扯不上关系，是今天经济学发展的悲哀。

《佃农理论》是我一九六六年作学生时的论文习作，首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是一九六八，刚好四十年。在神州大地，古灵精怪的有趣现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确也不少。

每次到校园讲话，无数学生拿着《经济解释》求签名。换言之，以经济理论解释世事，假设的局限一定要与真实世界的局限大致吻合。

七十年代中期，老师艾智仁给我信，说「愤青」在学术界出现，很头痛。我对后者不幸发展的解释，是越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大学转向算助理教授发表文章的数量及发表学报的名头来作为升级或加薪的准则。